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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这种预防行为显然是有成本的，而且影响了英国人的预算：优质信贷公司的研究还显示，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比往常预算平均额外支出380英镑。近80万人迄今额外支出甚至超过1000英镑。随着10月31日临近，这种行为很可能会愈演愈烈。这样的预防性购物对企业同样有影响。企业为了能满足需求也在囤货，为日后可能会面临的供应困难作准备，英国最新经济增长数据体现了这一点。

“现在这是我自然而然的下一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主要目标，正在寻找新的挑战和机遇，”Murray写道。现年70岁的达利欧尝试了一系列CEO人选。桥水现任三位联席首席投资官之一的Greg Jensen曾短暂出任；前苹果高管Jon Rubinstein也曾担任这一职位。

共和党还要为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和1922年的佛德尼-马克昆柏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 》负责。此外，共和党参议员斯穆特（Reed Smoot）和共和党众议员霍利（Willis Hawley）应当为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 Smoot-Hawley tariff）负责。而尽管遭到几乎整个学术界反对，第31任总统、共和党人胡佛（Herbert Hoover）还是签署了这一法案。约1028名经济学家曾经联名上书，敦促胡佛否决这一法案。

但土耳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吸取教训。保持低利率催生的资产泡沫，虽然能够保持经济短期的繁荣，但是一旦外资大量的撤离，可能就会引起市场的恐慌。近年来，中国经济已经逐步减少了对出口的依赖，出口在GDP中的贡献逐步减小，现在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了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这几年经过经济转型之后，消费对GDP贡献逐步地提高，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被动提高的因素，也就是投资增速的下降以及出口增速的下降，使得消费的贡献在被动的提升。

土耳其整体的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是近期里拉出现大幅贬值的原因，美国对于土耳其的制裁仅仅是新一轮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外部诱发因素。土耳其属于中等经济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较大，而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一直坚持保持非常低的利率，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也引发了土耳其国内比较大的资产泡沫。从2002年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外资流入也催生了土耳其国内房价和股市的泡沫。一旦出现外资撤离，就会造成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引起市场的大幅震荡。

不过，目前还没有危机蔓延的迹象，而且不管怎么说，欧元区还坐拥着1.9万亿欧元的过剩流动性。无限现金十多年来，银行想要多少现金，欧洲央行就提供给它们多少，只要它们拿得出抵押品。这一所谓的固定全额配给模式，将在“必要时”一直得到保留。遭遇临时流动性危机的有偿付能力的企业也可以求助本国央行，获取紧急流动性援助（ELA），其抵押规则较为宽松，但成本较高。2015年希腊差一点退出欧元区以来，ELA一直帮助着希腊的银行维持生存。